第393章 中了 上 (第4/5页)

旧党的主张也不见得都是好的……”

    宋朝的商业虽然远比之前的历朝历代要发达，但是仍然不免有抑商和官营的倾向。虽然通过“买扑”和“钞引”，在一定程度上将官营变成了承包。但是希望加强官营的官员依然存在，而王安石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想通过国家经营工商业来改善经济，增加财入的。

    不过这些国家经营的办法，在章惇执政期间大多没有恢复，所以北宋的工商经济在哲宗朝表现的还可以，这也是章惇的执政还算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是“与民休息”和“少与民争利”的路线还是不可能施行的，究其原因倒也不是大宋的官僚如何邪恶，也不是官家没有契约精神。

    问题出在大宋不是开封府，也不是海州、扬州、明州和泉州这种工商汇聚的都市，而是一个拥有四百军州和亿万庶黎的庞大帝国。

    而在大宋的亿万庶黎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后世有不少学者估算过大宋城市化率，看高的有30%，看低的在12%，平均一下最多就20%。在20%的城市居民中，也不都是以工商为主业的，还有许多是居住在城市内的大地主和官僚、禁军以及他们的附庸。真正的工商户，即便包括武好古、潘孝庵这样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工商业的吏商，占人口的总数最多也就不10%。

    所以朝廷在制定国策时不能只考虑工商汇聚的大城市而忽略广大的农村和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

    再提一下，北宋已经不是汉唐那样以庄园经济为基础了，完全自给自足在理论上都不可能的，所以兼营一点工商的地主也很多。不过他们和居住在大都市中，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工商业的市民还是不一样的。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