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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扔着电报发来的最新政令，密密麻麻的好几张纸，详细写着需要干什么事情，需要多久完成，允许花多少银子，要做到什么程度。

        这已经不是朝廷政令的风格了，更像是商号的掌柜，命令手下做事，限定了结果，限定了花销。

        这种商人治国的思路，根本是乱来嘛。

        但这就是华国的治国策略。

        任何事情，都按照商人的办事方式，用数据说话，用数据衡量，目标是具体的，可以考核的，可以达到的，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的。

        大清那种“大力推动农业发展，落实农业为本的思想”的政策，在华国根本不存在。

        “真是不明白啊，朝廷在千里之外，怎么就能详细的命令我们修那条路呢？”华国朝廷的命令中，甚至详细到了那条路要修多少里。这是要对天下有多么的了解啊。

        “我们当中，一定有华国的探子。”有人斩钉截铁的道，不然，不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

        有聪明人大笑：“你想多了。”何必在官府安排探子，只要找个重庆土生土长的人，立马就能说出重庆的一二三四五，然后在宏观上规划，又有何难。

        其余人默然，是这个道理。

        “修路是小事，左右不过是没得捞银子罢了，但是，开垦荒田，兴建水利，修建学校，控制物价，哪一条是容易办到的，哪一条不是牵涉到了各个乡绅富豪？”有人无奈的道，小小一个命令，要牵动多少利益，得罪多少人，闹出多少事。

        “等新任知府一到，我们就得下台了，何必去得